深圳再现城管小贩纠纷 困局凸显城市化进程艰难

6月14日晚，深圳街头再次上演了因城管队员驱逐小贩而引发的流血事件。

当晚9时左右，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道几名执法队员在深惠路荣超花园公交站台驱逐小商贩时遭到抵抗，执法队员李国强被一把水果刀捅伤大腿，另外两名队员不同程度受伤。

荣超花园公交站台附近是布吉街道执法队的严管路段，平日里乱摆摊现象相当严重，绵延几十米的摊点甚至占据了公交站台，导致大巴车无法进站，等车的居民只能站在马路中间，城管执法队没少接到投诉。
 
案发前，两名执法队员像往常一样前来执法，大部分小商贩见到城管队员后立刻散去，而以一个黄头发年轻人为首的一群小商贩则态度强硬。李国强和同事接到值班电话赶来支援时，两名执法队员正遭到一群小商贩围殴，他们赶忙下车制止，随即遭到殴打。

“一个矮个子从我背后追过来，抓住我衣服，一刀就刺中了我左大腿的后面，一条腿立刻没知觉了”，躺在病床上的李国强回忆道。

这是近3个月来深圳第3起发生在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流血事件。4月26日，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办的城管队员练士滔劝阻一对小商贩夫妻停止乱摆卖行为时被男贩刺中胸部。当月8日，福田区园岭街道执法队员位发兴在查处占道经营行为时与两个卖麻辣烫的小贩发生冲突，随后在吃饭的餐厅内被尾随而至的小贩刀捅死。

城管负责的都是难啃的骨头

几乎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城管队员都表示，城管难干，不管吧，居民会投诉；管吧，除了面对小商贩的反抗，还要承受社会舆论的指责，这就好比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作为全国第一个设立行政执法机构并与城市管理机构合署办公的城市，深圳曾是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试验区。2006年,深圳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综合执法工作的决定》。照此决定，以前分散在城管、工商、卫生、环保、文化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的21项行政执法权统一集中到最基层的街道综合执法队。市、区两级城管部门的主要职能是监督。

“执法队员现在管的，差不多就是其他职能部门不愿意管、也不好管的事情”，宝安区的一位街道执法队的负责人说，比如，整治黑网吧本应由文化监管部门负责、取缔黑诊所由卫生部门负责、查处生猪私宰应由食品安全部门负责、拆除违建则应由建设部门负责——这些城市管理中最难啃的骨头，现在统统都交给了城管，由此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也就集中在城管身上。

街道执法队执法权限看似很广泛，但实际拥有的执法手段却有限。深圳市城市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胡振华分析道，城管执法的对象往往都是自然人，也包括街头小贩，除了驱赶和暂扣物品外，城管执法队员没有任何其他手段可以达到警告和教育的效果，甚至连查验违法者身份的权力都没有，在城管与小贩的对抗中，绝大多数的流血冲突就发生在这一环节。

城管注定“背骂名”？

如果仅仅放在城市管理的视野中考量，城管和小贩的矛盾似乎是个无法化解的死结。

为了谋生，小商贩们只能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荡，这是在城市中得以生存的唯一手段。而对于城管而言，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对小商贩的放纵就意味着失职。

“城管和小贩冲突的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结构性矛盾”，深圳市城市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胡振华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以深圳为例，从1980年设立特区以来，短短的29年时间，深圳已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拥有1400万人口的大都市。1400万人口中，目前户籍人口只有200万左右，到底有多少人以小商贩的身份在这座城市里谋生，恐怕是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到2008年年底，我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4％，距发达国家70％的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有经济学家预测，未来30年，我国还将有3亿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他们能找到的谋生机会并不多，没有门槛的小商贩就成了比较热门的职业选择。

“虽然城市化的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但城市的空间都是经过规划和设计的。任何进入到城市的人都必须遵循依照城市空间的设计功能来使用它，而违法改变的结果就是影响城市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城管存在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城管队员和街头小商贩冲突的最直接原因”，胡振华认为，现在的城管部门恰恰处在城市化进程中各种矛盾汇聚的闸口位置，注定了要“背骂名”。

城管执法如何走出困境

“虽然城管的职能远远不止于驱赶小贩，治理占道经营也不是我们最棘手的工作，但只要提起城管，绝大多数市民的脑子里就会浮现出我们在街头追赶小商贩的画面。”聊起对自己职业形象的看法，宝安西乡执法队的一位城管队员苦笑着说。

如果只简单分析城管与街头小贩之间的对立，那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双输”：一面是正在被妖魔化的城管形象，一面是小商贩日益逼仄的生存空间。

“事实上，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城管与小贩矛盾的产生和化解都不在城管部门本身”，胡振华进一步分析道，在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做好管理城市的准备、或者不具备城市管理能力的时候，处于各种矛盾下游的城管部门为此背了“黑锅”。